心理学的整体论方法（选）（1954,1987）

（美）马斯洛 著  张军 选编

动机理论引言（选）

这一章介绍关于动机的17个命题，任何一个合理的动机理论都应该把它们包括进去。在这些命题中，有一些真实得近乎平庸，但我感到有必要重新强调它们。

一、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人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声明：个人是一个一体化的、有组织的整体。一些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认识到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这个命题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例如，受到促动的是一个完整的个人而不是个人的某个部分。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而不是他的肚子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仅仅当作他的肠胃系统的功能来对待，使实验者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或许甚至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知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这些现象可以扩展到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官能、能力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感到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刻的人。

二、作为动机状态典型的饥饿

选择饥饿作为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明智、不合理的。通过更严密的分析可以看到，饥饿驱力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动机的实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掠过意识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做典型才更恰当。

一般的设想一直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现在可以公正地断言，这将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看成是当时机体内所发生的唯一的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更加明显地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好得多，例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像对爱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多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地了解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

在这一点上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长远来看其实并不那么简单。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具有普遍性的活动呢？仅仅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独立于其他活动，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1）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者意义不大的问题，（2）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三、手段和目的

如果我们仔细审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欲望，就会发现它们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因为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感到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当分析一个人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追溯其根源，即追溯该人其他更基本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在于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研究症状本身价值不大，但是研究症状的动力意义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成效甚多。例如，它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至于一天中数十次地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过的特定的欲望，比它们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所了解到的它们的最终意义。

这种更深入的分析有个特点，它最终总是会导致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地证明或者辨析。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有个特点：通常不能直接看到，但通常是繁杂的有意识的特定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

四、无意识动机

这些事实意味着合理的动机理论的又一个必要性。既然这些目的在意识中不易直接见到，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解决无意识动机的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常常会遗漏许多与意识中看到的东西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方面。心理分析学反复论证过，一个有意识的欲望与它下面潜藏的最终的无意识目标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必是直接的。的确，就像在反应形成中所表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合理的动机理论不能够忽视无意识生活。

五、欲望与文化

现在，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或最终欲望并不完全像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某一特定的欲望。让我们以自尊心为例。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靠成为好猎手来满足自尊心，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要靠当一个伟大的医生、勇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十足铁石心肠的人等来满足。因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人想要成为好猎手的欲望与那个人想要成为好医生的欲望有着同样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把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意识欲望归于同一范畴而不是以单纯的行为为根据将它们分为不同的范畴将会有益于心理学家。很明显，目标本身远比通向这些目标的条条道路更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些道路是由特定的局部性文化所决定的。

六、复杂多样的动机

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或者一个有动机的行为具有与我们刚才讨论的特性同出一源的另一个特性，即这个欲望或行为可能起到一种渠道的作用，通过这个渠道，其他意欲得以表现自己。可以从几个方面证明这一点。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与有意识的性欲所暗含的无意识的目的可能是极为复杂的。甲的性欲可能实际上是确立自己男子自信的欲望的表现，而其他人的性欲则可能根本上代表了吸引注意力的欲望，或者对于亲密感、友谊、安全、爱的欲望，或者这些欲望的任何一种组合。在意识里，所有这些人的性欲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追求的仅仅是性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正确。我们也懂得，认真对待这个性欲和性行为从根本上所代表的东西、而不是该人在意识中认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对于理解这些人是有益的（这既适用于预备性的行为也适用于完成性的行为）。

另一类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以同时代表几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欲望。一只患瘾症麻痹的胳膊可能象征着同时存在的报复、怜悯、爱和尊重等愿望的满足。单纯根据行为方式来考虑第一例中的有意识愿望或第二例中的表面症状，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拒绝了完整地理解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的可能性。让我们这样强调：如果一个行动或者有意识的愿望只有一个动机，那么它就是不同寻常的，而不是普遍性的。

七、促动状态

在一定意义上，几乎机体的任何一个事态本身都是一个促动状态。动机现在的定义似乎是在假设促动状态是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显著地有别于其他机体事件。与此相反，好的动机理论应该假设动机是持续的、永不终结的、变动的、复杂的，并且，它几乎实际上就是各种机体事件状态的普遍性特征。

目前流行的关于动机的概念一般是或至少似乎是出自于这样的假设：动机状态是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相反，合理的动机理论应该这样设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和复杂的。实际上这几乎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遍特点。

八、满足产生新的动机

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如果我们要使研究取得广泛的成果，就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位。内驱力或欲望的出现、它激起的行动以及因目的物的获得而引起的满足，统统加在一起，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撷自动机构成单位的总体复合物的人为的、孤立的、单一的例子。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机体所可能具有的其他所有动机的满足或非满足状态，即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优势欲望已经达到相对满足的状态。对于某种东西的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有其他需要的满足。动机理论的创立者们对于以下两个事实从未给予过适当的尊重：第一，人类只能以相对或者递进的方式得到满足；第二，需求似乎按某种优势等级、层次自动排列。

九、不可能列出内驱力一览表

我们应该彻底放弃为内驰力或需要制作分解式表格的企图。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这样的表格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

第一，它们意味着表内各种内驭力的均等，即在力量的强度以及出现的可能性上的均等。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种欲望浮现于意识中的或然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势的欲望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各种特定的内驱力出现的或然性有极大的区别。

第二，这样的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中的每一种都与其余的内驱力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以任何一种这类的形式相互孤立的。

第三，既然这样的一览表通常是以行为为基础制定的，它就完全忽视了我们所了解的内驱力的全部动力性质。例如，它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内驱力实际上可能是其他几种欲望表达自己的途径，等等。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并非以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之和这样的形式排列的，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实际的图景并非很多木棒依次排列，而犹如一套木箱，一个大木箱内装3个小木箱，这3个木箱子又各自装有10个木箱，这10箱子又分别装有50个更小的木箱，如此类推。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内驱力一览表，它包括从1到1 000 000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内驱力，其多少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将它们清楚地理解为分属不同系列、不同的基本类型或者基本范畴。换言之，这样一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是抽象的分类而不是编成目录的一览表。

而且，所有已公布的内驱力的一览表似乎都显示出各种内驱力之间的相互排斥。然而事实上不但没有相互的排斥，它们的相互重叠甚至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清楚和严格地把一种内驱力同其他内驱力分开。在对内驱力理论的任何评论中也都应指出，内驱力概念本身多半出自对生理需要的过分关注。在对待这些需要时，区别刺激物、有动机的行为和目的物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欲望时，要区分内驱力和目的物却不容易。在这里，内驱力、欲望、目的、主动性似乎都是一回事。

十、按照基本目标为动机分类

现在已有的证据似乎大都表明，任何动机生活分类所能依据的唯一可靠和根本性的基础是基本的目标或需要，而不是任何一般的刺激物意义上的内驱力罗列（是“吸引”而不是“推动”）。动力原则在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中强调不断变化，而只有基本的目的才在这种不断变化中保持不变。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有动机的行为可以表示很多东西，它自然就不是分类的一个良好基础。同理，特殊的目的物也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以适当方式来获取食物，然后吃和咀嚼食物，这实际上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正在经历性欲、求爱、完成性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人，也许实际上是在寻求尊重，而不是性的满足。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仅靠逻辑的排除过程，最后就给我们留下主要为无意识的基本目的或需要，以作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坚实基础。

十一、动物资料不足以说明问题

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在动机领域的研究里主要依靠动物实验。不言而喻，白鼠不是人，然而，不幸还需将此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经常被我们作为人性的理论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基本材料。动物资料当然是可以大有用处的，但必须要用得谨慎和明智。

我的论点主张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下面一些进一步的考虑与这个论点相关联。首先让我们讨论本能的概念。本能可以确定地解释为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动机单位里，内驱力、有动机的行为以及目的物、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所决定。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我们所解释的本能有一种逐步消失的倾向。

最后，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本能逐渐减退，对作为适应工具的文化的依赖将越来越大。

十二、环境

至今，我们只说到机体本身的性质。现在有必要至少简单讨论一下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当然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机体本身，而且应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机体或性格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属物，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这些障碍物和对象必须部分地由情境中的机体所规定的方式来界定。我不曾领略过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在泛泛地确定或者描述一个情境时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机体。事实是，当一个孩子试图得到于他有价值的对象但却受到某种阻力时，他不仅决定了这个对象有价值，而且决定了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在心理学中没有障碍这种东西，只有试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具体的人的障碍。

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些需要是相对长久的，并且独立于机体所处的特殊情境。因为，以最有效的可行的方式并且带有极大的变动性，需要不仅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而且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换言之，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去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就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绝不可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为了理解机体所生活的世界，明确愿意放弃探索机体恒常的性质。为了避免无谓的争执，我要强调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类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力量是另一种。动机的研究并不取消或否定对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反，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

十三、整合作用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则不然。这是因为，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的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分裂和欠整合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有时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机体甚至也可能以非一元化的方式做出反应。

很明显，当机体成功地面临一次极大的欢乐、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或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威胁或一个紧急情况时，它在整合作用方面是最为步调一致的。但是，当威胁具有压倒优势而机体太虚弱或孤立无助、不能控制这个威胁时，机体就会趋于分裂。总的说来，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向许多方向发展。

我相信，相当一部分看来特殊、孤立的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往往有可能证实，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一个有意义的位置。我们眼中的表面的欠整合，有时也许仅仅反映了我们对此并不了解。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可以肯定孤立的、局部的、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并且，我们越来越清楚，这类现象不一定是虚弱的、病态的或者不好的，相反，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的证明，即机体是以部分的、特定的或者分散的方式对付不重要的、熟悉的事情或易于解决的问题，这样，机体的主要能力就可以用于解决更重要或者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十四、无动机的行为

并非所有行为或者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满足的追求，即寻求需要的东西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最好将这些现象看成是表达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

大多数神经症或倾向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扭曲。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进一步的伤害、威胁或者挫折。两类症状的区别犹如两个斗士，其中一个仍旧希望获得最后胜利，另一个不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只是尽可能使自己不至于失败得太惨。

由于认输和绝望肯定与治疗中的预后、学习的前景甚至可能与长寿有相当的联系，任何明确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讨论这种区分。

十五、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杜威和桑代克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可能性。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总的说来，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

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对于理解我们文化中各个阶级等级之间的动机差别，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在动机上的不同是至关重要的。

十六、现实和无意识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在弗洛伊德，一个本我冲动是一种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

我们可以用意象来近似地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的状况，就像一口充满了沸腾着兴奋物的大锅……这些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遵循快乐原则的追求本能需要的满足的冲动。逻辑规律——首先是矛盾律一一不适合本我的进程。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存在，并不相互抵消或者分离，最多它们只是在强大的经济法则下折中地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绝不能将本我比作虚无，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本我还违背了哲学家们的断言，即，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

很自然，本我不懂得价值、善恶、道德。与快乐原则非常紧密相连的经济或数量的因素控制了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一一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

只要现实条件控制、减弱了这些冲动，或者阻止了它们的发泄，它们就成为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一部分了。

可以说，自我是本我的某一部分，它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减弱。它接纳外界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伤害，犹如包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本我。它担负着为本我传达外部世界，从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界的强大力量而盲目追求本能满足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现实检验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源泉的因素。作为本我的代表，自我为本我控制了通向自动力的道路，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迟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就这样，自我废除了对本我的进程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的快乐原则，并且代之以现实原则。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和成功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存在。任何一个心理分析学家都会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都可能出现。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显现？在生命的历程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对现实的感知所塑造？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症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功能健全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具有这类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像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一定与现实对立吗？

十七、健康人的动机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心理治疗师。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引起误解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症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有疾病。任何值得关注的动机理论，除讨论有缺陷者的防御手段外，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全部最重要的考虑。

仅仅从患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我们还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动机理论必须具有更积极的研究方向。

心理学的整体论方法（选）

一、整体动力学方法

1．心理学的基础资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基础资料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但要说出它不是什么，却也不难。很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还原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我们知道，基础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被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整体单元。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它至少是一个同适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样大的整体单元。它必然要包括一个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心理学的基础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还原成各种成分或基本单元的那种原本的复合状态。如果我们非要基础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一结构，而是一种复合体，不是一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

如果仔细思考这一矛盾，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种对基础资料的寻求本身所反映的正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在这个世界里，复杂的事物都是由简单的元素所构成的。那么，持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杂简化为所谓的简单。这要靠分析来完成，依赖于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以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性的努力在根本上所具有的理论性实质。但必须明白，还原性的努力与一般科学的根本性实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牵涉，而对于这种世界观，现在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那么，非难这种还原性努力并不就是非难一般科学，而只不过是在非难对科学所可能采取的一种态度。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在开始时所提出的难题。现在，让我们重新表达一下，不是问“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基础资料？”而是问“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实质是什么？”和“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2．整体分析的方法论

不把个体还原成它们的“简单部分”，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

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而只是我们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根本就没有必要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我们只是需要重新界定这些概念，使得我们更为行之有效、成效卓著地进行工作。

如果举例说明，如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孤立、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其本身独立自在并可被独立地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它作为整个机体的一种表达形式来研究，试图从它与机体整体以及与机体其他的表达形式之间丰富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研究像胃这样的一个器官：（l）可以把它从人体内取出，放在解剖台上进行研究；（2）可以让它处于自然状态，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机体内部对它进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这一点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第二种途径所得到的认识比用试管方法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和有用得多。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把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贬得一无是处，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来使用，包括关于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的认识，关于可供解剖的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并不是一样的认识等。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正在做的事过去都已做过，但是（1）他们做时的态度有所不同；（2）他们现在做的比过去要多——他们使用了以往所不曾用过的技术手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一个分立的实体，也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法。在实际运用中，对人格的整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必须对整个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整体的那个部分在整个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在作为本章基础的那两组研究（对自尊症候群和安全感症候群的研究）中，这种整体-分析法得到了运用。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作者发现，必须首先把每一个研究对象理解为是具有整体性、功能性、适应性的个体，然后才可以试图去具体了解作为被研究对象的自尊心的情况。于是，在具体涉及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他的家庭、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他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他对于前途的希望，他的理想、挫折、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作者觉得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是在那时，他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义。

我们可以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对于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是多么有必要。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对宗教更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很多别的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其他的一些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一个体所受的宗教熏陶，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各种亲宗教和反宗教的外在强制性因素，他的宗教情感是肤浅还是深沉、是表面的还是真诚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于一个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一个人虽然定期去教堂，但可能把他评价为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还少虔诚之心，这也许是因为：（1）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2）他去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3）宗教对他来说标志的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4）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5）以至于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这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所以我必须顺应时代”。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他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也许毫无虔敬之心，但仍然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作为一个个体的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验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纯属行为性的做礼拜在实际上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因此对我们来说也就近乎于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也许更为引人注目，因为这同一种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政治、经济上的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而使它分立出来，和上下文脱离，那么在我们研究它和安全感的关系时，只会得到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极有安全感，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极其缺乏安全感。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了这种激进主义的整个来龙去脉，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不甚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未曾得到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人一样地投票，一样地行动，一样地讲话，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个体类型。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动机或含义。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而觉得非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不可，非要向不义宣战，即使不义并未直接涉及自己。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宗教规劝、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行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波动、个人不幸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相反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地是来源于对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源于对同类的爱。如果对激进主义的研究仅囿于其本身，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性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分类性的，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因果式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我发现，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式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要便利和自然得多。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同这一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条理化、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静态的思维而不是动力的思维、机械的思维而不是有目的的思维要自然得多。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观点，我将其称为武断的一般原子论观点。我毫不怀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

3．因果理论的局限性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因为一般原子论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举足轻重，但它却被心理学领域中的作者搞得含糊不清甚或完全忽略。这一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性事实有待解释，即在这些实体之间无论如何也还是有关系的。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分离的物体对另一个分离的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坚持这种观点并不困难，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世界观是基于旧物理学之上的，这种观点便会显得无可置疑。但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例如，今天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所使用的都是复合因果律的观点。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却只是对原先那种看法的复杂化，而并不是对它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有很多原因，而不只是一个，但它们都被设想成是在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一一相互分离、独立地进行。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分离的实体相加成韦特海默所说的“算术和”。并未感到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也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新事情。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直到有时它似乎与那一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不再有其他关系。但在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继续反映着同一种世界观。

特别是，一旦涉及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用因果律的词汇，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应该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使用因果律的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我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应付这种情况，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止是我们必须涉及的因果论术语的唯一缺点。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与所有从“外界”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同样也是一个难题。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张三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l）什么都没有得到纠正，或者（2）不光改变了张三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一小块或一小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无法用普通因果论术语来描述的其他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好像一个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然后排出了后果”。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种创伤性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历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一旦产生效果，便会改变整个人格。这一人格既然已经不同于过去，便要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行动和表现自己。

自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达，例如写作一篇自己深感兴趣的论文，并不是由某一特别的事物引起的，而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达或创造，这整个人格反过来又是几乎所有它所经历过的事情的结果。在心理学家的设想中，刺激物或原因被人格通过再调整而摄入，就如同想象它撞击、推动机体同样的自然。这里的最后结果将是：不再是保持分离的因和果，而就是一个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有多么小）。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不能适应心理学的需要，那种方法就是，去证明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和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影响的被动的活动者，而是积极主动的活动者，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对原因产生某种影响。对读过心理分析学论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仅有必要提醒读者一下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可能曲解刺激物，而它们一旦被曲解，则又有可能被我们所重新构造和定型。我们既可以找出它们，又可以回避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来并从中进行选择。或者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论的观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世界是原子论式的，其中的实体间即使有相互作用，它们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达、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割开来，所以至少对心理学资料来说，它应该被另一概念所取代。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无法被简单地陈述出来，因为它涉及对基本观念的根本性改组，而必须被按部就班地详加阐释。

二、人格症候群的概念

假设能有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清楚，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被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要问的是：人格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这一概念。

1．医学用法

在试图描述人格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性质时，我们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本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代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通常同时发生，因此被予以统一的命名。由于这一意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在任何这类的特殊意义上使用它，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组织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组织的“价值”。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在一种单纯相加的意义上得到使用，作为一连串的症状，而不是有组织、有结构、相互依存的一组症状。我们当然要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它。最后，在医学上，它是被使用在因果关系之中的。任何一种多种症状的症候群都被设想为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之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心满意足，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一来，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举几个这类问题的例子：（l）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2）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3）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4）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轻微或严重程度，等等。总之，我们所应要求的是探讨生成肺结核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最富戏剧性、最为重要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个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明显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知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是如果仔细、有效地研究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达、“风味”、功能或目的。

2．动力性可交换部分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样的根源或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的心理学同义词（都“指的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遇到一组在行为上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情感或行为，但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被称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这样，我们既可以把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把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标识这一寓于多样性之中的统一体呢？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3．人格风味

我们可以引入“心理风味”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例子：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构成，但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却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我们能轻易地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睛、一对大耳朵，但仍然十分英俊。在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加起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有一种“风味”的整体，这种风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由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风味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所构成。

4．心理意义

解决定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从心理意义着手，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么其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不受欢迎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做是被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那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互换、风味、意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却有某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这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的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达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5．对一个困难的反应

从功能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统一的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被机体的天性、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难题。这样，功能心理学家们是从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的主要原则和中心所在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必须从它所面临的难题以及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正在做出什么努力这一角度来理解人格组织。这样，大部分有机的行为肯定是在就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两个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围绕着同一件事情做着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条理的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简单的最终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对于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机体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6．内在于部分的整体意义

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出来的部分相加之和。但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性地而是被整体性地理解，则可以在它的任何一个部分中观察到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意义、风味或宗旨）。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操作上的困难。在大部分时间里，仅仅通过理解一个特殊行为所在的整体，我们应该就能够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风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风味不仅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感到不安全，再如，我们仅仅从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自尊心的大体情况。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一个从整体得来的判断更令人信服。   

7．关注人类机体

有最高的组织形式、内部相互依赖性最强的正是人类机体本身。机体看来是证明组织和结构规律的最好场所。对资料的这种选择还有另一个好处，即这使动机、目的、宗旨、表达、方向等基本现象在机体内清楚地显示出来。从应对目标的角度来界定症候群立刻就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把功能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意图论 （并非目的论）、心理分析学家和阿德勒派心理分析学家等所倡导的那种伪动力学，以及戈尔茨坦的有机整体论等本来是各自孤立的理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得到正确的界定的症候群概念可以作为一种统一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我们称这种世界观为整体动力学观点并用这种世界观同一般原子论观点相对照。

三、人格症候群的特征

1．互换性

在行为上不同的两个症候群部分或两个症状，因为有着相同的目的，而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完成同样的任务，有着相同的出现的可能性，或具有相同的可预测性概率或把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症候群的各个部分是可交换或等效的。   

对于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达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他的所有行为表达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性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宗不详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患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地断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关注的表现，但无法对确切的表现形式进行预测。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达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2．循环决定

霍妮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妮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持续的动力性相互作用之流变，每一个部分总是在以某种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其他的部分，并反过来被所有其他的部分所影响着，整个行为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着。

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保持自己的安全感。他如果不是感到被排斥、被嫌弃（不安全），便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指出某些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开脱自己的仇恨，但被厌恶人群的这些性格却几乎都部分地是这种仇恨和遗弃的产物。

如果我们想用比较熟悉的因果词汇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互补变量。

3．对变化的抗拒

不管安全感处于什么水平，要想将它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阻抗的那种东西，但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这样，在健康及不健康的人身上，我们都能发现某种拒绝放弃既定生活方式的趋势。趋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水平所遇到的困难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人格症候群有时在外界发生最惊人的变化时，也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中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一位德国流亡者，曾经极为富有，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后来到了美国。然而，他却被诊断为一个具有安全感人格的人。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根本性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觉得，如果能给它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不快可以被各种方式解释为一个由外部原因引起的现象。在德国时就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失去自己的财富之前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在病人对心理治疗的抵抗中也可以见到许多其他的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根据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顽固不化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4．变化后的复原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人们常常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仅仅是暂时的。例如，一种创伤性的经历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就可能会自发地调整回以前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他症候群趋势。

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这也说明这种趋势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任何其他此类的基本性创伤经历可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通常几乎是完全恢复过来。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变化的，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或人际状况。

5．变化的整体

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有同向的其他伴生性变化。很经常的是，这种伴生性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及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不是一种必然。1935年进行了一次结果没有公开的试验，内容是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一位女性得到指示她要在大约二十个特定的、相当普通的情境中以一种挑衅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应当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杂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      些指示。三个月之后，对她进行了一次更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

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购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露出身体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更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其重要性她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女性，在得到了极为成功的婚姻之后，显得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性的提升。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在她结婚前），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一一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一一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她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值得别人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性憎恶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在我首次见到她时，她很少具备这些品质。某些特别的症状减轻了或消失了——其中包括经常出现的噩梦、对晚会和其他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虑、对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力量的特定恐惧，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

6．内部的一致性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他也可以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受。这样，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会做噩梦、做焦虑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这种人中的一大都分却通常并没有不太愉快的梦生活。不过，相对说来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分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与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害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极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的还是一件较为暴露的泳衣。后来，从一系列的交谈中得知，她认为自已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女性来说，是极不寻常的。然而她的叙述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别人对她的大胆的注视就会把她从浴场中赶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是有吸引力的，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有所表现，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但她的性格结构却使它十分困难。

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是无所畏惧的，但他们身上却常有特殊的恐惧。这些恐惧的原因往往可以归结为过去特殊的经历。我发觉，这种人身上的恐惧是非常易于摆脱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理智的解释，以及其他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常常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难于根除。

换言之，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始终如一地缺乏安全感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始终强的人。

7．走向极端的趋势

同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保存性趋势相并行的，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原动力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助于持久不变。这是这样一种趋势：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有相当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作用于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来被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摸很可能被看做厌恶，温和的喜爱则成了冷漠。这样，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多而安全的影响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他来讲，迹象的重心是在不安全的一边。他就这样（即使是轻微地）被一直拉向越来越极端的不安全感。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这样，由于自身内在的原动力，他势必导致他所最害怕的事情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它起源于不安全感并实际上总是带来进一步的排斥和更深的不安全感。一个男人是这样解释他的妒忌的：“我非常爱我的妻子，我担心如果她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就会垮掉。很自然，她同我兄弟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挠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兄弟两人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冲动和猜疑。这一恶性循环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被打破了。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来消除总的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8．源于外在压力的变化

专注于症候群的内部原动力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理所当然地是要对外部情况做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完整起见，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9．症候群的变量：水平和特点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层次这一变量。一个人的安全感或高或低，自尊心或强或弱，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义。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低于人类的不同灵长类动物物种中，都可以看到支配现象，但它在每一种类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品质的高度自尊，我们把其中的一种命名为力量，另一种命名为权利。具有高度的自尊，同时也具有安全感的人，会以仁慈、合作、友善的形式显示出对自尊心强度的这种感受。高自尊同时无安全感的人与其说是对帮助弱者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支配和伤害他们感兴趣。两类人都有高度的自尊，但由于机体的其他特征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来。在极端无安全感的人身上，这种不安全感有许多可以表达自己的方式。例如，它可以具有隐退和畏缩的特点（如果自尊心低），也可以具有敌意、攻击性、卑鄙的特点（如果自尊心高）。

10．文化决定因素

确实，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完整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总的说来，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各种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自尊得以表达以及获得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地，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允许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情感。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身份地位也是部分地由文化来决定的，这一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具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公开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交行为、活跃性等）。这一事实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

四、研究人格症候群

1．标准的关联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了仿佛是均质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存在着不同重要性的程度等级，以及聚集现象。对于自尊症候群，这一事实已以最简单的可能方式得到了论证，即以关联的方法。如果症候群内部是没有分化的话，它的每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联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然而在实际上，自尊（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同各个部分发生的关联并不相同。

对这些资料的临床验证还表明，有一种各个部分自然地聚集起来、成为似乎有内在密切联系的群体的趋势。例如，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尊重规则等似乎可以很自然地划归或属于一类，与另外一组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品质，如自信、沉着、无窘迫感、不胆怯和羞怯等，恰成对照。

这种聚集的趋势使我们从一并始就有可能在症候群内部进行分类，但当我们实际开始着手于这项工作时，却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我们遇到了所有分类都面临着的共同难题，即分类应是基于什么原则之上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资料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就会很简单。然而，如果像我们这样，是在部分的无知当中向前摸索，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我们想对材料的内在本质有多么敏感，有时也不得不武断。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入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一旦我们最终再也感知不到它们，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摸索前进。

另外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在分析症候群的材料时，我们很快就会发觉，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十几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多高的概括程度。我们怀疑，通常的分类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连续论观点的另一种表现。自然，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通常的分类如果不是各个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分离，我们又该怎样分类呢？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转而去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抛弃还原性分析、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下面的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这样的整体分类方法。

2．放大倍数

我们可以把材料当成是已被分类的，但分类的方式，不是一种可以被随意安排、分离和独立部分间的直线系列性分类，而是“被包含在内”意义上的分类，就像是套在一起的一些盒子。如果我们把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看作一个盒子，那么14个亚症候群就是容于它其中的14个小盒子。在这14个小盒子的每一个之中，还藏有其他更小的盒子一一或许一个里面有4个，另二个里面有10个，再一个里面有6个，等等。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即基于“包含在内”而不是“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之上的分类方法，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我们有可能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细节中或含糊其辞、毫无用处的共性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后，它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两者。它拒绝接受二分法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A和非A式的划分，但依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3．根据意义集结   

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试验性的标准来区分症候群和亚症候群，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在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因循守旧、道德感、拘谨和尊重规则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冷静、泰然自若、大胆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当然是相互之间以及和自尊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种成分也相互关联。也许我们对于聚集的理解，对各种成分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的主观感觉，将被反映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而我们一旦测量这些成分就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随着我们从亚一亚症候群推进到亚症候群再推进到症候群，可以预料，相互之间关系的平均值将下降。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症候群密集度的变化，而且即使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检验临床观察的结果，我们也颇有理由强调这一概念。

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必然产生这样的结论：能够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行为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并不是谦虚行为，而是在它与机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完整的谦虚这一品质。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原动力中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年幼的孩子排列成从被完全接受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觉，随着我们逐渐走向系列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当我们接近于系列的最低端时——从一出生就被完全抛弃的孩子一一我们发现的不是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漠，毫无得到爱的渴望。

最后，我们当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不是原子论的资料，就是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运用还原性分析的产物。这样，单个的变量或部分就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但不会造成对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从事，如果使所有的统计资料都得到临床和实验知识的检验，那么关联技术就没有理由不成为整体方法论中极为有用的方法。

4．机体内相关联的症候群

一定很明显，当我们处理有机结构的资料时，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同的情况。的确，在机体的内部几乎没有封闭的系统。在机体内，每一件事都的确与另外的每一件事有着联系，即使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发生联系，此外，已经证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同文化、其他人的近距离出现、特定的情境、自然和地理因素等发生关联并从根本上相互依赖。

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关系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个部分同任何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用一个语域的说法，而不是所有语域作为整体的说法，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例如，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普遍的联系性发生了断裂，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并没有同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心理学上的关联，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有着化学、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关联。而且，世界的内在联系性也完全可能被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割断。在我看来，目前最好的说法是，存在着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些封闭系统部分地是观察角度的产物。目前是（或者目前看来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年之后就可能不是，因为一年之后的科学手段有可能被改善得足以证明其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有人回答说，我们应该加以证明的是掌握世界所有部分的实际物质过程，而不是它们之间更带理论性的关系，那么，回答就肯定是这样的：一元论哲学家们虽然谈论过许多其他类型的联系性，但却从来没有声称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物质的联系性。然而，由于这并非我们阐述中的要点，所以不必详论。将机体内部的（理论上的）普遍联系性这一现象指出来也就足够了。

五、人格症候群和行为

每一个行为都趋于成为整体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个行为都趋于受每一个症候群的决定。随着张三哈哈一笑对一个笑话做出反应，从理论上讲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逗弄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各种情况。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己过时的特质理论恰成对照，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征所完全决定。

由于理论上的需要，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在这里，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对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基础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从它与机体其他部分的所有关系中被割离出来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一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都处于人生最关切问题的边缘。它们之所以孤立，仅仅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毫无关系。

虽然机体的内在本质的确是行为的一个决定因素，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机体在其中行动并辅助确定了机体的内在本质的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统划到“直接情境”的名下。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机体的性质来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来决定的，而直接情境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哪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无法达到，什么提供的是威胁，什么提供的是有可能被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来设想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分同受性格决定的成分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是它们心中任何一个的完美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情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是性格的有效指标。

据发现，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作是症候群的一个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所受的少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们只不过是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标来研究。它如果是一个有效指标，就值得研究，如果不是，就不值得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   

六、症候群资料的逻辑和数学表达

据我所知，现有的数学和逻辑并不适合于以符号的形式来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绝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就目前来讲，各种可供利用的逻辑学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

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已经被现代逻辑学继承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我们在朗杰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对她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不需要被证明，但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补足物，类别及其补足物相互排斥，处于它们之间的任何类别都归于其一。”

现在一定很明显了，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把任何部分的资料从整体中决然地切割出来，或任何单个数据与症候群其余部分之间的这一类决然的区别，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当我们把A从整体上割离下来，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把A和非A简单地合在一起当然也并不会还原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将一个部分切割下来是不可能的。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联之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与外界的联系，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无法去想象我们能够把自尊性的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离下来，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实际上不存在仅仅是自尊而不是其他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的世界，是由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聚拢而成的，就像是一堆苹果。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会改变这个苹果的特征，也不会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但对机体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割下一个器官改变了整个机体，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加、减、乘、除的基本算术运算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明显地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性质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人，他们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我们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加”安全感），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位倾向于乐于同人合作的人和另外一位倾向于暴虐的人。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增加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不仅仅是一个。他不仅是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一仅仅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例子，然而也是能设想得出的最接近于人格相加运算的例子。

显然，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似乎在实际上只是为一种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服务的侍女。

似乎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学、整体论方面，数学落在了现代实验科学的后面。实验科学理论的性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并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这种研究只是通过将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得以实现的。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系列的长方形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忘记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有一连串的假设——回避或花招式的假设，不涉及现象世界的“似乎”假设。而心理学中的假设是涉及现象世界的。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要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分解成分），也可以是有上下文的脸红（一个整体性成分），前者涉及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可以很有用处。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只有当数学家、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构想的非自然事件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当然得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不是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处理分解成分的人为习惯，一直是行之有效并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以至于如果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这么一点，即尽管它是有用的，但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性的——一句话，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动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这些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只有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才有权公然蔑视常识。如果它们不再有什么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在世界中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危险的。让我们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论，对于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方法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观念中的世界本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可以将这些谈论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出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不足为怪，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规律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最稀奇古怪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和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用“与”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单位而不是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与”。有的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在我看来，胶合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另一点是，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把世界组织成各种成分和关系，以及物质和对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更准确地描述物质的类别，副词更准确地描述行动的类别。整体动力观点不会如此鲜明地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直线性地串起来。

（本文自马斯洛《动机与人格》 第一章和第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