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民主（选）（1918）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哲学探讨什么？哲学追求什么？令人满意的哲学应该具备什么？

一种设定是，哲学堪称一门科学，它是探讨既定事实和原理的体系。哲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是对（像物理学真理那样）摆脱人类意志和愿望的真理体系的理解和确认。第二种设定是，哲学某种程度上比其它科学能更彻底地认识实在。它能更全面、更彻底地接近真理，比起正统哲学家所喜欢称谓的特殊科学来，它能在更深入更基本的层面上探讨真理。特殊科学是片面的，因而或多或少是可错的（因为同有机整体任意割离的局部不可能成为真理），哲学则探讨大全。特殊科学探讨表象或曰现象，哲学则更深入地探讨大全的诸种内部关联。

众多的哲学敌人认为，哲学是自我循环和争论不休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仍然像在希腊时代一样分成若干学派，在同样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科学是进步的，它能解决一些问题并转向其它问题。哲学则是不结果实的。哲学有何功用？它在何处具有实际作用和活生生的效果？因此他们断言，哲学尽管是一种知识体系或科学，然而它是自负和虚假的，它致力于寻求对所有人类思想活动而言都不可能的知识。

然而，不管实证知识有了多大发展，不管特殊科学取得多大成功，每一代人在其各自时代却都会对所有这些确定成果表示不满，从而对哲学充满新鲜好奇和无穷希望，仿佛在期待更深入、更彻底和终极的启示。

我认为，面对这些困惑，有另外一种选择和出路，直言不讳的话，就是否认哲学是任何意义上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应对“哲学”一词进行词源学的追溯，认识到哲学是一种欲望和行动意愿，即爱智慧，但无论如何，智慧不是科学模式或知识。一种哲学，当它意识到自身的任务和天职时，就会看到自身是一种知识化的意愿，一种受理性判别和检验的愿望，一种对未来的预测，而这种预测是经过严肃思考和认识才得出的。

哲学并非对实在的一种公正解读，而是蕴含着人类最热切的意愿和希望，蕴含着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信念。哲学并非从科学或确定的知识出发，而是从道德信念出发，以便能借助各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最佳的知识方法，来表明某种基本的意志态度或道德决断更适合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劝导人们选择这种明智的生活方式。

如此这般便说明了爱智慧同追求科学知识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所谓的智慧并不是关于事实和真理的系统知识和确定知识，而是关于道德价值和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信念。智慧是一个道德用语，同其它所有的道德用语一样，它不是指业已存在的事物的结构，更不是指这种结构业已成为永恒或绝对。作为道德用语，它意指对行为的选择，对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不是指业已实现了的实在，而是指一种可预期的未来，当我们的欲望成为确定的信念时，则有助于这种未来的实现。

特定时代人们的集体意志和愿望主宰着当时的哲学，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了这种哲学的真实性和生命力；不能利用各自时代的已知事实来评判生活方式的正当与否，也就是无法把握和引导当时的社会理想。即使为某种目的而令人讨厌地歪曲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正当生活方式持有热情和信念。“一个共同体，如果致力于工业效益和商贸发达，就不可能像具有高级审美文化并且较少考虑机械地利用自然资源的那种共同体一样，认识到生活的各种需要和可能性。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社会组织，同具有明显断裂的社会组织相比，会对危机作出截然不同的精神反映。”这就必然会导致不同色彩的哲学思想。各种制度和生活习俗培育了系统化的喜恶爱憎。明智的人读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是为了从中发现人类惯有的目的和有教养的意愿在知识上的表现，而不是为了获得有关事物终极本质的洞见和有关所谓“实在”的知识。就哲学上所宽泛谈论的实在而言，我们可以确信，它意指世界的特定方面，而之所以选择这些特定方面，在于它们有助于人类对有价值的生活作出判断，因而受到特别的偏爱。在哲学中，“实在”是一个价值用语或选择用语。

所有哲学都有其知识特征，因为它努力使人们，甚至使作者自身确信，从习俗或本能中来的某种生活方式是合理的。由于哲学同人类智力相关，它就必须运用知识和确定的信念，并通过有序的方式逻辑地加以展开。文学的手法是不知不觉地打动人们的，它通过展现当下生动的场景来揭示生活的意义。但哲学家无需当下生动的场景。他无诗意地行走于大道之上，标示可加辨认的风景，勾勒旅途的历程，并以清晰的逻辑来指明到达的地点。这种哲学历程必须依赖各个时代最好的科学。只要这种哲学能够从已经确认的真理中选取有意义的材料，并能有启发性地运用各自时代的知识推导出生活观的合理性，它就能够从知识上提供价值判断。正是对逻辑方法和科学问题的依赖，使得哲学具有了知识的外表（尽管不是知识的形式）。

一旦过于强调知识形式，并且源初的道德目标丧失其意义，哲学便是学术的和辩证的。一旦出现模糊的欲望，无法被已有科学的逻辑演示所论证和支持，哲学便成了劝告、教诲、情感、痴狂甚或接近于神秘。哲学之所以难以应付，哲学修养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这样的事实：哲学运用各时代最好的科学在完成大相径庭的任务时所曾使用的方法，并且运用具有时代特征的知识，承担起提出集体性的善的生活观念的责任。哲学家的不足，在于他摆脱了诡辩或知识的自负之后，却又只是摆出奇异风俗或神秘天启的预言家姿态，或者摆出具有虔诚贵族气质的传道士姿态。

我们也许看到，哲学家们为何常常误入歧途，提出那些超出范围并且事实上是极其愚蠢的哲学主张，诸如哲学超越于特殊科学和艺术之上、探讨至高无上的总体实在等主张。客观公正而言，这一主张实际蕴涵着：任何知识，只要仅仅作为知识而存在，仅仅作为对事实和真理的理解而存在，就不可能是彻底的和令人满意的。人类的本性在于，它不可能仅仅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并对此心安理得。一种本能的忧虑驱使人们超越任何知识上的把握或认定（不管其多么广泛）。即使有人能认识到完整的存在世界并洞察到其内在复杂的结构，他在片刻的狂喜过后也会感到不满。他会自问：世界的全部对象是什么？它的全部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要荒唐地寻求一种比全部知识更为包罗万象的知识，而是意味着在另一个维度（即行动的维度）上对甚至是最为完备的知识加以筹划。这就意味着：我应该有何作为？事物的状态要求我采取何种行动程序？思想转变为行为会给我带来何种可能性？这种认识会带来哪些新的责任？又会导致哪些新的机遇？总而言之，一切知识都有差异。这就开辟了新的视野，并带来了富有活力的新课题。这种情形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发生着，无论是哲学的方式还是非哲学的方式。但哲学则致力于收集各种材料，提炼出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以便引导出我们在新的行为领域中对知识的发展趋势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总体态度。在此意义上，亦即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哲学能够谈论普遍的、一般的、超越的等等形容词。在我们把它置于不可知的未来语境之前，知识总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不论它是何种形式的知识。人们也只能对它沉思默察和分辨解析。用另一个更常见的哲学术语而言，它是一种表象，因为它并非自我封闭；但它标示了有待完成的事情。

我们对哲学已经谈论许多，而对民主则未置一辞。然而在我看来，某些内在意义则是相当明显的。大致而言，现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同民主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是一种纯然的巧合，还是一种真正的一致？这一问题乃哲学所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

当我们把自由观念看作是对确定的道德意义的表达时，这种自由观念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大致而言，存在着两种典型的自由观念。一种观念认为，自由是同确定的法律意识相一致的行为；人们由于理性而自由，而人们之所以是理性的，在于他们能认识到并且能有意识地遵从普遍的必然性。唯一与此观念相对应的，是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不论这些绝对主义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也不论这些绝对主义是以物质的方式还是以精神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必然关联。这种绝对主义坚持认为，实在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说，不管这种思想多么高贵，在以自由观念作为民主之核心的社会中，它并非与生俱来。

一种哲学，一旦被人类实现民主的努力所驱使（不论这种努力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这种哲学便会把自由看作是一个充满了真实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天地。一个虚无的世界，一个在某些方面处于形成之中的不完全的世界，一个由人类的判断、赞赏、热爱和劳作所促成的世界。任何完美的、彻底的、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实在观念，都为这种哲学所憎恶。它并非把时间看作是实在的组成部分，而是把时间看作是一个真正充满奇特性的领域，一个充满不可预测性的领域，一个实验和创新的领域。它事实上也认识到，事物不可能完全符合我们的意愿；但它同时又主张，谬误（即在直接的行为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同最有规律的行为一样，都是世界的真实组成部分。因为在排除谬误的过程中，人们的意愿会更为显明地表现出来。这种哲学还认识到，在一个有真正发现的世界上，错误是构成实在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人类所要做的，并不是要避免错误，而是要直面错误，使之有所贡献。这种哲学也不只是油嘴滑舌地认可偶然因素的真实性和实验的必要性，认可幸运和背运的真实性。它不会把一切成就看作是优点和美德，而把一切过失和挫折看作是缺点和惩罚。因为它能认识到，在每一个计划的实现过程中，偶然因素同智力形影相随，即使是最为审慎明智的思想，也必须摆脱自负和知识上的傲慢。它不会误入歧途地认为，意识是并且能够充当各种事件的决定因素。   

平等的最显明的对立面是不平等。不平等实际所蕴涵的卑贱与高贵的意义也许并不那么显明。这种蕴涵事实上确认了一种权力体制或封建等级制，即低微卑贱的一方必须依赖于高贵的一方，听从后者的命令，并对后者负责。完全接受这一思想的话，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形而上学。这就意味着，它把世上之物看作是具有不同的价值等级、真理等级和实在等级的事物。传统哲学观认同了至高无上的实在和无所不包的终极真理，也就彻底认同了某些实在天生就比另一些实在优越的思想。任何一种类似的哲学都会认同一种权力体制，因为唯其如此才能确保高贵者对卑微者的统治。其结果就是，绝大多数哲学都倾向于为特定时代出现的特定的宗教权力体制或社会秩序权力体制进行辩护。哲学不知不觉成了确定秩序的辩护士，因为它试图揭示出业已存在的种种价值等级秩序和生活格局的合理性。而当它怀疑确定的秩序时，往往是以革命的方式寻求不同的权力原则。事实上，历史上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即致力于为权力谋取一种不可或缺的地盘。

因此，民主生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巨大的知识缺陷。现时代形形色色的哲学都潜意识地对这种实践予以否定，它们无法表达这种实践并赋予其合理性，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认同了唯一、终极和不变的权威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所有较低程度的权威都是从这种唯一、终极和不变的权威中派生而来。有鉴于此，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异常的知识，缺乏哲学基础和逻辑连贯性。它之所以能为大众接受，在于它某种程度上比其它制度运转得更好，并似乎能带来更为友善、更符合人性的一套社会制度。而当民主试图成为一种哲学时，它便会以一种原子个人主义的方式自我封闭起来，并在理论上充满了缺陷和矛盾，在实践上带来诸多讨厌的后果。

现在看来，不论平等的观念对民主而言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仅仅意味着：不能把世界看作是一种固定的种类、等级和程度的序列。它意味着，每一种存在都应享有存在之名，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并非为了说明某种原理、实现某种普遍性或体现某种等级才存在的。从哲学上而言，它既否定了原子个人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否定了僵化的封建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传统上同民主相关联的个人主义往往把平等看作是数量上的，因而把个体看作是外在的和机械的，而不是质量上的和独一无二的。在社会道德事务中，平等并不意味着数学上的均等，而是意味着伟大与渺小、高贵与卑贱的划分不合时宜。它意味着，不论才能、力量、地位和财富的数量差异多么巨大，但同其它东西、亦即个体的现实性和不可替代性相比，这些差异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总之，它意味着，每一存在在世界上都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而不是能被加以平衡和改造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一存在都自我作证并为自身利益考虑。   

民主并不同异常现象、天才、英雄或超凡领袖相关，而是同相互关联的个体相关，在此相互关联之中，每个人都同他人密切相联，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各自的生活更具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