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派和理性派（选）（1921）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系统派（选）

现在所讲的，并不是从心理学上去说明各种思想。乃是论理学的派别，是哲学史的讲演，是哲学史上几大家思想派别之区别。

因为题目关于逻辑学的方法，这学问是专门的学问，所以不能不带些专门的性质。又是从历史上讲关于人类思想的方法，又不能不讲这种思想当时所生的因果——历史的背景——也是没法的。

这回的讲演概括说起来，就是说明四大派的思想方法。四大派是：

第一派：系统派。这派方法，是注重整理的、分析的、类别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是这派的代表。

第二派：理性派。科学产生时代。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是这派的代表。  

第三派：经验派（即感觉经验派）。此派培根（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先发起，洛克（1632年8月29～1704年10月28日）可为这派的代表。

第四派：实验派（即实验经验派）。

西洋思想史的开始，大都在公元前六百年。它的发生地，就在欧洲的希腊。

我们讲到欧洲文化的起源，关于宗教一方面，就知道犹太是中心，政治一方面，罗马是中心。但思想的来源——宗教政治基础的思想——是在希腊。

思想的方法，格外是从希腊产生的居多。现在从两千五百年以后，学校里用的逻辑学书，还是照希腊原有的，相差不远。字句间虽有更动，大旨还是一样，不过稍微修正些，究竟依旧脱不了旧时的蹊径。所以现在讲思想方法第一个派别，不能不从希腊传来的入手。

第一派——思想方法的起始——起于思想界发生无政府的现象。当时的思想界，极揉杂、极纷乱，就是哲学史上所说的哲人时代。那时间时有种种的说素发生，各主一词，反复辩难，有许多还攻击现行的制度、道德，这是思想界极纷乱时代。于是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出来，想要挽救这弊病，才开思想方法的路径。他想无论如何的纷乱，总可找出个条理来——不同的中间，寻出个共同的一点；纷乱的中间，寻出个有条理的一点。

苏格拉底的主张，以为种种道德上的纷乱原因。在于知识的不足。道德所以纷乱，由于知识无标准。他所以想找出一种标准来，使得是非、真伪、善恶都统一，行为亦统一。他认为事实的不统一，全由于知识的不统一。他的方法，要求思想的方法统一。思想统一，社会上种种道德行为都统一了。

苏格拉底的哲学，关于思想的方法，就从统一知识入手。他认为我们纷纷讨论，对于那讨论的条件中间，总有同的地方。没有同的一点，就不能够讨论。我们无论如何讨论，不能不认这一点的存在，从这一点着手。   

我们讲的逻辑学——论理学，原意是从辩论来的。由于辩论，才有思想的方法。就像辩论应有什么样的条件，这是辩论第一步的着手。

苏格拉底第一步着手，认为辩论须先承认辩论的东西是同的。辩论的对象——题目，是共一的，是都应当承认的。譬如甲说：“史密斯先生，是很高的一个人。”乙说：“是很矮的，”那么两个人的辩论，当然先承认那辩论题目中的史密斯，是同一的人。假使他们所争的是两个人，那就用不到辩论，所以必须同一的题目——对象，才可辩论，这是第一个条件。

至于第二个条件，还要那辩论的东西，有一种常在的性——不变的性。哲学的术语——就是物观——客观——的永久性。要那辩论的东西有永久的存在才可讨论。苏格拉底当时同一辈哲人辩论什么是公道，虽意见不同，但大家总须承认物观的标准，要是不是如此，即无讨论的余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想的方法，就从苏格拉底说素中得来。他的学说，有两项要点：

1．于不同的中间找出个同来。这便是“共相”。

2．思想知识的关键在于定义——定义——以表白“共相”。

这两点是逻辑学——论理学——创造起来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旨趣，有和苏格拉底不同的地方。苏格拉底注重于政治、社会、人生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注重纯粹思想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少时曾习医术，明解剖及生物学，所以他的学说得自生物学的不少。他把苏格拉底的学说应用到生物学上，他就发明“类”的观念。把一切的个体，都包括“类”的中间，从“类”再去讲个体。

“类”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来把它当做哲学的中心，思想方法下手的地方。是欧洲哲学史两千年前极重要的事。他这“类”的观念，差不多笼罩那欧洲哲学史有两千多年。这观念所以重要，就是在思想史上算得创造个新世纪。能把这一事讲明白了，那就很满意了。

在这天然界中，物体很多，举都举不尽，若使用类来讲，比较的有限些。譬如讲树，什么橡树、榆树……是很多的，现在都把它归在树的一类去讲，是比较的少些。就因为个体的事物很多，没有两个个体的物是一样的，所以把个体丢开，去找出它共同的地方。凡是树都是一样，凡是人都是一样，那么，比较简单些。比较容易辨别些。

“类”的观念，有三项重要的特别性质：

1．“全体”的观念。讲到类，都是全称的。都是代表全部的，都是以一统万的。比方是树，无论是造房屋的，无论是供燃烧的，它的用途虽不同，但都把一个字来包括它。

2．“共同”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最注重“法”——“法相”，那个“法”是个模型，一个模型中间，做出一样的东西。讲到橡树，无论那橡树是在屋的东边或西边，它总有同一的法相。所以类是代表共同的、模范的、标准的“法”。

3．“永久存在”的观念。“类”不但笼罩一切，不但代表共同的法相，还是有永久存在的性质——不变的性。树死了，树还存在。石坏了，石还存在。个体的事物，无论如何是忽生忽灭，那“类”总是代表不生不灭——永久的存在性。

六十年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思想界起了极大的纷乱。何以故？就因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太深。他说永久不变的，现在有人说物体有由来、有变化，两千年来的思想习惯完全推翻，怪不得要起大变动了。因为欧洲向来的习惯，是主不变的。

这一种的方法——哲学——在思想史上何以占重要的位置？因为思想的知识，最初步是分类。譬如走到树林中，一草一木，都不认识，去问旁人，人家说这是什么花什么树，归到类去，就明白了，亚里士多德重要的地方，就是发明这方法。找出共同的一点，归纳到类里去。

一切知识最初的一步是感觉，是知道这一个、那一个，但不认得这一个是什么，那一个又是什么。这种知识，不要讲够不上求高等知识，即是低等知识，凭日常耳目所接触的，于实际应用上，尚且不够。必须知道这是灯、是纸、是表、是衣服……才行。所以亚里士多德以为知识的第一步，不能专靠五官的感觉，仅知道这一个那一个是不行的，必要知道是什么——是分类——那才可算知识。   

这观念——分类的重要——在欧洲思想史上，很重要。西洋人在政治社会方面注重个人，思想方面却归纳到全称里面去。把这个那个归纳到“什么”的类里去。这种观念，在思想史上所以重要有两个理由：

1．因为“类”的观念，可以笼罩一切。

2．因为“类”的观念，不但独立，还有系统。就是类的上面还有“种”的区别。牛都做牛，马都做马，牛马都属于兽类，兽类都属于动物。从最高的阶级，可以逐步地推下来，从最低的阶级，可以逐步地推上去。这类有次第，有系统，是思想上最好的分类。

“类”的观念，不但可以应用在生物学上面，数学里也可应用。三角形是个类名，那么无论是直角、锐角、钝角的三角形都包括在内。三角形的种——更大的类，是平面，那么无论是长方形、圆形都是平面。所以便得知识思想有系统，都因有了那“类”的观念。

这应用方面，每一种东西，可以归纳到类，类归到种，更大的归到更更大。这很像中国祖宗的图像和谱系。从高祖以到曾祖、祖、父，一代代排列得很是齐整。这种知识，是有系统、有条理、有组织，才是正确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重怎样的得到这种知识。

亚里士多德一派的逻辑学，在思想史有重大的贡献，就是重在有次第、有条件。这便是思想上极重的要点，这便是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学说，还有两种的缺点：第一种的缺点，是认为类有永久不变的存在性；第二种的缺点，不能有发明的功用。这个那个，排列在祖宗图谱上，依旧不能从已知的得到未知的东西。

缺点是我们偶然举出的。这重要的话，还须明白，就是这种方法，在思想史上，有积极的价值。即西洋人思想受两千年系统的分类思想所支配，所以有分类的习惯，知识成先后本末的系统。这观念是西洋思想——希腊思想——最重要的。没这训练，或者欧洲到现在，还是野蛮时代。

第一派——希腊传下来的思想方法。这派发生得最早：创始于苏格拉底，完成于亚里士多德。   

这派的起源，起于思想界和知识界纷乱无主、无政府的时代。无论社会上、政治上种种情形，都起了庞杂纷乱、毫不统一的恐慌。一辈有心人觉得社会政治的纷乱，都由于知识无标准。知识一无标准，所以政治上、社会上都无统系。因此要想怎样可以求到使知识有标准的方法，什么叫做公道！什么叫做公理！什么叫做道德！都需逐件的订出条理，立出标准。知识一有标准，政治上、社会上便有条理有系统了。

所以这派的发生，就产生于社会的实际动机。要想在思想方面找出秩序条理来，因以使得社会上、政治上种种事情，都有头绪，有系统。

亚里士多德是个医生，并且是个科学家，所以他的动机和苏格拉底不同。不过他受这种影响，这种遗风，所以他爱秩序爱条理，要于纷乱中间找出个共相，这些态度，这些目的，都是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因此称这派叫做系统的整理类别的方法。

要知道希腊的思想方法，是受希腊美术的影响很大。希腊人是富于美感的。希腊人的所谓美，是指比例的、平均的、调和的美，他们所注重的，是分配匀称调和的美术。他们研究美术，无论建筑方面、雕刻方面，总是求得分配均匀，整齐平称。这一派对于思想上受了秩序整齐的观念，所以亚里士多德看宇宙当做件美术品——完全的美术品。把造化者当做个美术家。把天地的现象，看做整齐平均调和的美术品。

这第一派思想方法的大概，完全是系统的。现在讲那思想方法的细则：

下定义

这派思想方法于求知识的第一步，是先下“定义”，从种种个体的事物归纳到大的类去。定义的性质，是加个类名，再于底下加这一种的“差德”。先举个类，把东西归纳到类名里去，然后再从类推到种。亚里士多德最重第一步理性的知识，即是下定义。

这定义的用处，它能表示说这样东西的真性质。要是真知这东西非举定义不可。一面举它高的类，同时举它的特别性质，那才是真知识。譬如三角形先下定义：“三角形是三根直线组成的一个平面形。”那平面形，便是类名，三根直线便是差德。再如直角三角形的定义是：“三角形中有一角是九十度的直角。”那三角形变做类名，那九十度的直角，便是差德了。这样下去，能知事物的真性质。但我们对于形式论理的滥调，往往看轻，实在它的本义，有重要的观念。这观念即是类的观念。因为个体事物有生死起灭的变化，但类是不变的，是有永久存在的性质。要求真知识，必得先把个体事物归纳到类中，找出它类的永久性，找出它的系统，找出它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那才能知它的性质，知它的特别牲质。

这种观念——定义的学说，它以为人的感觉，目所视的、耳所听的、鼻所嗅的，……他所得到的，不过外面个体事物的形状。这一样，那一样，都不过是起个感动，耳目还决不能认识它的类——所代表的真的性质。感觉只知形状，不知真性质，这本是自然的趋势，因此他们推重理性的知识，看轻感觉部分，都要使知识上下成系统，递分下去，好似祖宗图谱的无穷，因为他们认定这世界是理性的世界，亚里士多德所谓纯粹的心的结果。在中世时代，易为教会所利用，教会中人采来当做基督教正宗的学说。

三段论法

第二步是三段论法——三段式。三段论法与方才讲的有关系。因为三段论法是最完全有理性的知识，最足表示事物的关系——这物同它类它种一局和全局的关系，这方法不但表示主观的方便的方法，又可代表理性的宇宙、天然的系统，所以亚里士多德最崇拜最看重三段论法。

如说：“苏格拉底要死的。”可以用三段法表示出来。所以把这句话和旁的话，连成有系统的法式。如大前提——通则：“凡人都要死。”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所以苏格拉底要死。”

提出他的类，提出他的个体，使得都成了系统，那才是合理性的法式。并不是逐件事物一样样的思想，都要这样做；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命题不是把这样有关系的组成系统，不能算合理性的法式，那么话便不能成立，凡是思想不能表出理性的法式，即假的、即错的。

总而言之，三段论法照亚里士多德说，是科学知识最完备的法式，因他可以表出这天然的系统，有理性的系统。但是我们听到三段论法，以为熟极，变做论理学上的滥调了。很讨厌它，很看轻它，甚至当它做一种脑筋的游戏。那是因我们思想和从前不同，根本观念改变的缘故。当时他们信宇宙是有理性的、有条理的，样样可以分出来组成系统的，归纳到类里去的，类是有永久存在不变的性的。现在我们可不然了，不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系统。

变  化

方才说的二件，都是把宇宙看做静的，不是动的。现在第三点是要讲变化。我们对于外物的观察，最容易见到它现状的变化。高的忽然低了，低的忽然高，草木生长了，人老大了，变迁的现状，普通都见得到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变化不是杂乱无序的，都定有一定的方向和趋势的。每一棵树都是向它最完全的法式变去。法式是模范的法式，每样都照着它一类的最完备的法式变去。如鸡仔的变化，它是逐渐变到一只鸡，是变到它本类最完全的法式实现为止。橡树仔的变化，便照着它橡树最完备的法式变去。亚里士多德说气、烟、火，都向上升，因它照最完全的法式——天是最完全的法式——走去。所以要知道变迁，必先知道各类完全的法式。

这变迁的方向，最完全的法式，究竟是什么？即是它的目的。这目的是变迁所向的方法，最后的因，最后的理由。这种说素。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很重要。他以为变迁不但要知道这样变什么和怎么的变，这些是比较不重要的，那重要的便是目的，他讲的变，还是注重静的、呆板的、固定的——目的。这观念在通俗讲起来有句成语，叫做“自然不枉费工夫”。以为自然法总有理由，总不枉费掉工夫，这话即是说宇宙有理性的，有目的的，有所为的。这自然见解，在哲学史上是很有价值。

抗法式

第四点即有许多东西，是并没最完全的法式去变的。譬如天气并没最完全的界限，冬天的冷度，夏天的热度，不能一定，有时是很热的，有时是很冷的。亚里士多德的意思，这种“抵抗法式”，不能归入科学的范围。凡是科学的知识，都是死的、呆的、静的，是“必然”的不是“或然”的。那种也许怎么样的，是没有科学资格的。

这部分的知识，不重规则的行为变迁是叫做经验。科学的知识的现状，是理性的知识。理性是属于科学的。那种经验的不规则的不能算是知识。我们可以变迁，是必定有个趋势。橡树仔有它橡树的趋势，鸡仔有它鸡的趋势。

亚里士多德说天上种种的星，它的变迁，都可以算得出的，三角形的角度，加起来等于两直角，那是一定的。这都是有理性的知识。人不能一定怎么长，怎么高，夏天不能一定怎么热，热到什么度数，这都是或然的，这都不配算做科学的。这种看轻经验——动的，看重理性——静的——观念，是亚里士多德传给西洋思想最大的遗产。有这遗产，使哲学史发生很大的问题，究竟经验和理性占怎样的地位，因此成个很大的争论。

两种知识

现在要讲第五点；这派认为知识有两种，有高的，有低的。高的为天文、数学，都是科学的知识。至于人类的直接行为——道德——社会的变迁，凡是伦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等都没有一定的趋向，变化不测，推测不定，没最完全的法式，最后的目的——一定的方向，这是属于下层的劣等的知识。

这种区分，把人类的行为、人生实际的种种行为，都属于低的部分了。这观念产生重要的结果，很大的影响，把关于人生政治社会的学问都看低了。都比不上有一定范围的趋向的天然科学。

这种意思，是以为人的行为部分——实际的方面没有最高的标准，要从这方面求到完全的知识，是做不到的。假使要求到这地步，只有从知识方面下手。行的方面是无望的。知的方面，还可以求到最完善的法式。他是把“行”的方面，看做不如“知”的部分。

这层意思，是说人类的行为，要使他有最高最完全的法式，只有知识。从知识一方面，可以无求于外。行的方面，是不能够，都要信赖旁人的。哲学家得到知识以后，无求于外，是合理的生活——理性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快乐。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不但给我们定义的学说，不但给我们三段论法的法式，又有三种连带的影响，在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贡献。

1．变迁只有规则的变迁，从一定方向走的，可以算是知识，其余不定的，无目的的，是不在科学知识里的，科学知识是有固定的关系的。

2．经验的知识比理性的知识低，理性的知识是高的、是正当的。

3．实行的方面比较的是低，理性的生活，比较的是重要。

这三种重要观念，对于思想史是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许多西洋人看了东方受古代思想的影响的支配，有到两千多年，以为一定是守旧的，那是自然的趋势，不能逃免的。但这观察的人，却忘记了亚里士多德在西洋思想史的势力——一尊的势力，一样的大，一样的长久，直到三百年前，16世纪和18世纪，两世纪里很久的竞争，思想的革命，才打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中坚。

理性派（选）   

从亚里士多德以后，直到16世纪17世纪的中间，差不多有两千多年。这两千年中，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经许多的变迁。被中古时代一辈“经院学者”所利用，经过许多的变迁与应用。

亚里士多德是把思想的方法用到人类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科学上去的。亚里士多德是个科学家——生物学——他是要把这些方法应用到天然现象上面。后来，欧洲变成基督教民族。基督教从欧洲南面到西南到北面，直普遍到一切的民族。当时的人还是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不料那种希腊的思想方法被宗教采用，用来助他作宗教的辩论——神学上辩论的重要工具。

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他的根本方法，是承认每种科学的根据，是有最容易明白的、最普通的定理。如几何学的根基，简单些说如“全大于分”，那是很浅明的、很简单的。其他如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都有个简单的定理做个根据。但亚里士多德所谓定理、所谓理性，是根据于人的理性的，并不属于神道的、神秘的。是从人类理性中找出的，并没这神道神秘的性质。

所以我们可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方法，还可算是自然的逻辑的方法，因为并不是超于自然现状的方法。但到中古时代，这一辈“经院学者’把这一种方法应用到超于自然现状去；应用到关于神的、天的、上帝的方面去。以他们所用的方法讲，固然都是一样，但他们所说的定理，不是几何学物理学等里的理，是《圣经》里的话，是教皇的圣谕，是基督教中最初的神父一一长老——的说话，这些话被拿来做天经地义、做根据，一切事物都以这种为基础。

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自由的方法，后来被“经院学者”所利用——以11至13世纪为最盛。这三百年中，这些学者把亚里士多德自由的方法，应用到宗教的威权上去。

归附到古代注重天然界的现象，产生一种新的兴趣。

这时代所以能得产生新兴趣，因为起了新思想方法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是使人类能得征服天然界的势力，天然界的现状，利用它为人生造幸福，增长人的势力、二是不但把现成的知识成系统，像那中古时代、把古人的话作根据翻来覆去地申说，还要要求新方法，不但证明，还要发现新的真理。

这两种要求，第一种是要增进人类的势力，征服天然的势力，这一种培根可算是代表。第二种是要把旧知识继续连下去发现新的真理，这一种的代表，是法国人笛卡儿。

培根是英国人，英国的政治是自由些，宗教革命得早，那宗教的势力，比较上是减少些。人类自由是多一些，所以培根大胆要征服天然，带些政治上的性质。大陆上却是不能，那时教会很专制。当时有个科学家伽利略，他说地球并非不动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这话与宗教家说的相反，因此教皇便定他的罪。笛卡儿处这积威之下，也曾把他的书烧掉，这可证明事实上的关系，所以他要研究学理，找出学理的新真理。

笛卡儿的哲学，对于自然界的根本观念有两种：一种叫做“积”，一种叫做“动”。“积”是容积，占地位的，占空间的地位的。一切物质都是“积”，都是“容积”，都是占地位的。空间的区别，有什么大小、长短、高下，这形状都算做“积”。一切物质的变迁都是“动”。“积”占的地位有变迁即是“动”。“动”便是“积”地位的变迁，便是一切变迁的因。

这二种观念，是对于自然界的重要观念。为什么是重要？因把一切万物，都可以用数量表出，都可以用数学算出。科学能够用数量表出，数学算出，方才有把握。他发明数学的方法——解析几何——他因这种新方法可以表示变迁，所以他把一切科学的知识，都看做数量的知识。要是数量的知识，才可算是科学的知识。但数量并不独立，不过是一切科学知识的钥匙的关键。一切科学的门径，全靠它才可找出。

这样正式的讲演——一切物质都是“积”，物质变迁都是“动”，专讲法式上的表示，是没什么意思的。最好从根本观念上，引申出四条结论。把这四条结论和古代科学的结论比较讲，便易明白了。

这第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打破古代阶级的区分——一代高一代、一代低一代这样的分类——把古代科学方法的分类，看做固定的、不变的、祖宗谱式的，现在一齐推翻。一扫而光，把一切万物都归到“积”，一切变迁都叫做“动”，都看做数量的关系。把那天然界的阶级，那高高在上的星辰和低低在下的尘土，都是一样平等的东西，都是积，它的变迁都是动。   

古代的思想，把万物的性质都看做不同，矿物有矿物的道理。星辰有星辰的道理。这些把万物看做不同性的，现在都看做同性质。把古代神秘的区别都没有了。就像人身的呼吸和血的流通，从前看得很怪，现在却都讲做“积”、都讲做“动’。血的循环和抽气筒的抽水是一样的理。呼吸的流通同风的往来是一样的理。都是“动”。都是数量的关系。把那不同性的观念打破，无论生物、矿物，都是一样去观察。

近时从笛卡儿以来，科学进步，固有许多人不赞成那太简单的说素——一切万物都一样解说——近世虽觉笛卡儿立说的不合，但笛卡儿却有极不可埋没的大功。古代科学，把天然界分作无数固定的、繁琐的，彼此不相交通的区别，使得人的心力受大大的亏，笛卡儿用来一齐打破，打破这知识界的封建制度——阶级制度——这样的大革命、便是不可埋没的大功。

笛卡儿的方法，还有件大功。他把这样的东西——“积”与“动”——去解说万物，有大用处。这些极平常的东西，人人都明白。他把人人所懂得的东西，打破古代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黑暗。从黑暗趋向到光明，从神秘趋向到人生实用上，这是思想界的一大建设。

这第二个重要的结论是：古代亚里士多德信那“最后的因”——目的——他认为物质的变迁，都是向着那最后最完全的目的进行，笛卡儿便打破这种观察，认为“动”并没有最后的因，最后的目的。一切物质的变迁都是动，都是空间关系的变化。这样使我们便宜不少不必求那不可知的因。并且这“最后的因”的说素，后来被宗教中人去利用，牵强附会上去那格外坏了。笛卡儿提出这两种“积”和“动”，打破古代神秘的固定的因。这在实际实用上，是很重要的。

笛卡儿完全注重前因的关系。从前因看到后果，用前因来解说后果。

第三个重要的结论是：数学的重要。亚里士多德讲科学，是注重类别，注重性质的区别。至于数量的区别，他看做不甚重要，认为是偶然的性质。笛卡儿则注重数量。认为一切万物都是“积”，积的变化都是“动”，都可以数，都可以量，那可以数可以量的，才是科学。不能数不能量的，都不能算做科学。他打破古代注重性质的类，这亦是思想界重要的贡献。

笛卡儿极提倡数量的重要——一切科学都要可以数、可以量的——从此以后，学科才注重数量的研究，表示式子。这种数量的方法，都是从笛卡儿以后格外注重的，古来讲真理的，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怎样是正确？怎样是不正确？都无一定的标准。从笛卡儿注重数量以后，真理才有标准。数量正确，才是真理。所谓真理，即是数量的正确。

笛卡儿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钥匙。这种注重数学，全根据于数量的观念，还有重要的方法是从数学得来的。数学上做一门算学，是从最简单的定理、数量的符号做下去。用不着五官的感觉，完全是理性的作用，应用几条定理找出答数。这种用数量符号，合上公式，找出的答数自然是对的。笛卡儿思想的根本方法，就想从最简单的定理入手。

笛卡儿应用这数学的理性作用，从简单的定理，可以找出答数。后来应用起来，普通的简单定理连拢起来，可以变做复杂的定理，创造新颖的定理。从没有的变做有。这都用不着观察，完全是理性的作用。他因此看做一切科学都是如此。从这基本定义，连贯起来，一条条连下去，也会引申演绎出许多新的定理，从没有的变做有，从不会发现的去发现它。都用不到五官的观察，只要从理性的作用，看那公理那定理有无错误便是了。这所以称做理性派的逻辑学。

我们差不多用不到说，在笛卡儿以后，从科学历史上观来，这主张妄想把这简单的定理应用到天然界种种现象上去——是错的。便在当时起个大争论，一方面笛卡儿这一派注重数量的关系——理性的作用，一方面大科学家牛顿，注重观察、实验、官能的感觉，他是大数学家却比较不注重数学的理性作用。因此起大争论，后来是经验派战胜。但我们不能埋没笛卡儿大功。明明白白指出数量的研究，在科学上是占极重要的地位。

这第四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笛卡儿不注重官能感觉，看做不可靠的求知识的法门。因他注重数量的关系，而官能的感觉（声、色、味、嗅、触），偏引我们注重性质上的区别。不注重数量，不注重数量的，是最容易使我们上当的门径。

照古代讲，这感觉使我们觉到这重轻的性、红白的性。这每样的性，都是五官感到的性的区别。笛卡儿讲却没有所谓重、轻、红、白的性，都是外物所起的动，在我们心理上所起一种变化，并不是外物有什么性的区别。

所以笛卡儿以为官能的观察，只不过起一种感觉，并不能够供给我们可靠的知识。我们应进一步求数量的区别，不可受官能的欺骗。他看做官能所起的知识，是不可靠的知识。

笛卡儿这种的攻击官能感觉，很有重要的关系。古代科学根据的知识，是重在性的区别——重轻、红白、香臭等——而不重数量，所以他要打破古代科学，推翻官能的感觉，而不知在后世发生很多重要的影响：

1.理性派和经验派的纷争，引起真知是概念是全称的知识的立说。

2.后世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执。笛卡儿极承认数量的大小，但不否定外物的存在。唯心派却趋于极端，认为一切万物都由心造，完全从心起的。这种纷争，亦是因此起的。   

总之笛卡儿对于思想界有两项重大的贡献：1、打破古代科学荒谬的观念。2、物质观念代古代类种的区别。古代分类的方法，是静的区别，现在笛卡儿是讲物质动的关系。

希腊思想的方法论，同希腊人的宇宙观，有很重要的关系。希腊人看宇宙，是有阶级、有系统、从高到下、从重要到不重要，有这种阶级封建制度的宇宙观，所以他的方法论亦相类似：是注重定义的，注重分类的，注重系统的，注重三段论法的。这种宇宙观、被笛卡儿完全推翻。笛卡儿看这宇宙，不是阶级的，是平等的，不是复杂的，是一致的，一切的万物都是“积”，都是容积；一切的变迁，都由于“动”。这样把“积”“动”两个观念，解释宇宙万物，这种宇宙观，应当发生另一种的方法论。这方法论，是和这平等的宇宙观相合的。

笛卡儿的方法论，有两项重要的观念：“直觉”和“演绎”。笛卡儿用这两个词，同平常一般哲学家所讲的意义不同，所以必定先要把这两个词义解释一番。

许多哲学家把直觉看做同理性相反的东西，看做比理性高，理性所不能知道的，直觉能知道它，甚至用直觉观念要得到神秘的、神妙不测的知识。但笛卡儿和他们相反，笛卡儿不但不把理性和直觉看做相反，并且把直觉看做理性的一种作用，是直接可以知道的、直接可以捉住的，是最容易、最简单、最清楚这一部分的知识，是理性作用最容易看出的。凡是直接可以知道，不用间接去推求，这种理性的作用，谓之“直觉”。

这种见解，把直觉不看作比理性高，是理性最简易的一种作用。根据这种见解，去观察一切事物，一定要有两个条件，就是对于事物，一定要有两种性质：“明白”和“分明”。履行了这两个条件，才可算直觉的知识。观察事物，能明白、能分明，才可算是真知识，才可算直觉能观察得到。

笛卡儿所要找的所谓“明白”和“分明”，并非平常五官感觉所谓的“明白”和“分明”。他所谓“明白”和“分明”的对象——知识——一定很简单、很容易、是浅而易见的，能自生明了的，一经观察，自能把它意义把它性质都可捉住，这是绝对地正确。人家看是这样，自己看也是这样，没有争论的余地。这样大家公认，没有争论，所以能得一见便明。平常五官的感觉，未见能有这种绝对的一定的知识，亦不见得彼此一致，无疑惑的余地，无讨论的余地。

所以笛卡儿所要找的，并非五官感觉所谓的“明白”和“分明”，他所谓的“明白”和“分明”，是把最简易，最明显的知识，做知识学问的根据基础。

第一理由是感觉易于错误；第二理由，更为重要。所谓“明白”和“分明”是：1、要不会错误，是大家公认的；2、这知识很简单、很容易，所含意义，一览而尽，完全没有疑义的。

所以笛卡儿对感觉的知识——感觉所得的影响，都看做不可靠的。即使认得，也不过觉得如此，觉得是黑的白的……你便算是认得了。实在懂得么？不懂。讲出个所以不同的地方，为什么黑？为什么白？都不知了。这不能算正确的知识。总之笛卡儿对于官能的感觉所得到的知识，都不相信，都以为靠不住。

究竟世上可有真能符合笛卡儿的两条件？笛卡儿说是有的。在何处？在数学的知识里面，是有可以符合这两项条件的。一种是“数”，一种是“形”。这两种：数学里的数目和几何学里的形——确能做到“明白”和“分明”的两个条件。

“数”是这样，“形”亦是这样。譬如复杂的形式，固然是不容易明了，但这“形”都可分到极简单的，使它明显。“形”的观念，从复杂可以归到简单的“点的观念”。那“点的观念”是很简单的，很明白的了。从点的关系到线，从线的关系到面，从简单到复杂，复杂的仍可以归到简单，这种也可称是“明白”，称是“分明”。

所以笛卡儿要找到“明白”“分明”的知识——真是可靠的知识，做到这步，先得推翻扫荡知识界、思想界的垃圾——一切蒙蔽聪明的东西。凡从前种种的思想和知识，都要把这标准去“疑”它。是明白么？是分明么？这么一来，把以前种种的信仰、规条、习惯、思想界的垃圾，完全扫除，完全推翻，就完全是“疑”。扫尽以后，才可得到“明白”“分明”的知识。他那方法的规则是：

1.不会真知道是真的不要当做真。

2.下判断的时候，不要潦草，不要有成见。

3.下判断的时候，除了真是认得“明白”“分明”的东两之外，不能把旁的东西加入判断里面去。

哲学、科学在两千年来从没有一定的学说，这一派以为是的，那一派以为非的，终免不了旁人的攻击。他对于学校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疑”。他再到各国去旅行，这个经验，使他“疑”的观念格外的重。没有一国的思想、风俗、习惯、法令和别一国是相同的。这一国以为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一国以为是迷信，那一国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国又看做迷信。旅行的结果，见得世人没一定公认的理，所以这一来除数学之外，没一样经得起“疑”的试验的。

他应用这种标准去试验一切的思想，疑到万无可疑的地位才能相信。物质方面，都不可靠，只有数学的“数”，形学的“形”，数量是明白的，分明的。精神方面也都靠不住，后来只有一个地方，万无可疑，这个便是“我”。“我”在这儿疑，“我”是有的。我起了意识作用。“我”这观念万无可疑。在精神方面，把“我”作基础，从“我”方面去找出知识；物质方面，把“数量”作基础，从“数量”方面去找出知识。

他所讲的“演绎”，和平常逻辑学书上所讲的不同。他是把最容易、最简单的基本观念作基础，所谓“演绎”，便是把基本观念，一个个地建筑起来；把“明白”“分明”的观念，依着天然的顺序，一步步地做去。数学几何，都是如此，一步步都要分明，都要有一定的次序。这样有顺序的构造，从简单容易的、渐渐到更复杂繁难的，谓之“演绎”。

平常逻辑学内所谓演绎法，是三段论法。就是“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要死”这一种的三段法。所以要格外注意，笛卡儿所谓的“演绎”不是这一种。他要一步步地步步得到“明白”“分明”的知识。有个比喻，像把一块块的砖堆成顶桥，那一块块的砖，代表那“明白”分明”最简单的观念，处处要懂得堆的作用，这样把简单的分子原子做基础，逐渐造起来，这种方法，是笛卡儿所说的“演绎”。     

笛卡儿对这方法的信仰心很重，他认为用这方法，照数学的理按部就班地做去，可以找出许多的知识。无穷知识的希望，尽在这基本知识上面。平常天然界的种种现象，容易使得我们糊涂，如雷、电、光、热，以及动植物的生长，都是很复杂的理由，使我们莫名其妙。但照演绎的方法，先找出极简单的地方做基本知识，从明白简单的再推到繁难复杂的，由简而繁就明白了；步步清楚，就全部亦清楚了。

笛卡儿当真从最简单的数理观念作基本，要在这上头建筑种种科学，这妄想未免太谬。现在他建筑的屋子，固是倒了，但他的基础还在。他把天然界的现象，归到数理里。“凡用数理可以讲的，是真知识”，这都永远存在。现在物理学里讲颜色也要讲数量，色彩的不同，由于颜色在光中转动的数量不同。有这数量的关系，才知道色的真相。他这数理的观念，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现在把这两大部的大意都明白了。现在加几句笛卡儿哲学方法的价值，并不是批评，也并不是攻击，是指出这方法在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

第一层是笛卡儿的方法，提出“明白”“分明”的标准，去评判一切的知识在思想史的大贡献，就是“化繁为简”的大功用。从古代以来，直到笛卡儿的时候，人类思想，结了许多的荒谬、迷信、遗传，差不多挑了一副重担，笛卡儿用快刀割断，推翻那担子，繁褥的便化成简易了。

这消极方面说来，笛卡儿的方法，有解放人类思想的大功。积极方面，养成人对于人类思想起新的信仰，以前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作用，看做分类的、系统的、不能创造的。笛卡儿一步步求真理，是动的思想观念，使人觉思想能力有创造真理的活动的能力，这是在思想史上的大功。

第二层是笛卡儿的方法，所以称为理性派，因他注重在理性的观念比较看轻经验的方面，把理性的概念，作重要思想的基础了。

这种概念——理性的概念——作思想的基础，他进行的方法，是“演绎”，一步步照顺序的建筑。研究一项事物，不必从这事物着手，从理性这方面着手，一步步地建筑。理性方面构造成的顺序，自然会同天然界的顺序一样。反之天然界的顺序，自然会符合理性的顺序。“理在心中不在外物”这观念——十分注重理性构造顺序的观念——是特别的。后来经验派就同他成反对的地位。笛卡儿已趋极端了。后来一辈人更趋极端，譬如说一件笑话，不必讲那一件这一件的笑话，只把笑话的概念十分明白，自然会笑。这一辈注重理性的概念竟到这般田地。

第三层是笛卡儿的哲学方法，可算提倡知识思想界的个人主义。他是注重理性，那理性是人人所同有的。所以各人不同的缘故就因许多人被教育、成见、迷信、谬说所弄坏了、蒙蔽了他自己正确判断的能力，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天然是人人共有的，是平等的。

笛卡儿说：比如造一个城市，这有许多人住着的，是杂乱的，是没有条理的。假使是一个人去安排的，有条理、有次序，整齐严肃了。所以他说人类思想界最好自己替自已打算、自已为自己计划。他一句，你一句，死人的意思，活人的意思，都是不可靠的。他希望人人能打算、能怀疑，把成见谬说一齐刷新，把自己理性建筑起来，人人能如此，社会便好了。  

（本文自杜威的《思想派别》）